肿瘤已成为威胁国人健康的重大疾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正呈逐年攀升之势。在医学进步与国家鼓励的双重驱动下，肿瘤领域宛如一片创新的沃土，新靶点与新药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恶性肿瘤患者延长生存期的有力“武器”。在创新成为肿瘤诊疗取得突破“源动力”的今天，越来越多科技工作者、基础研究人员和企业投入其中。今年3月，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发布了“先声全重求索计划”。此计划将在未来五年内投入20亿元，精准聚焦神经与肿瘤领域的十大科学难题，支持“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研究。

《医师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于金明教授、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曹义海教授和麻省总医院（MGH）布莱根医疗系统首席学术官保罗·安德森。三位肿瘤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肿瘤治疗的创新模式与临床各抒己见，分享深刻见解。

基础研究：从0到1创新的基石

“基础研究是从0到1创新的基石。”作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院士的曹义海教授从事血管疾病研究30余年，至今仍在血管生成领域深耕，他认为，中国应加强投入，借鉴欧美长期积累的经验，筑牢基础研究的根基，方能在理解复杂机制中发现更多可成药的靶点。他强调，基础研究一定要深入，一定要聚焦，从机制上解决真正的问题。” GLP-1受体激动剂类减肥药的开发即源于对胰岛素和葡萄糖代谢机制的深入研究，这一药物的成功说明，深入探究生物过程基础机制，往往能意外地打开治疗重大疾病的窗口。

“革命性成果多诞生于‘不可思议’的设想，如以‘饿死肿瘤’为基础的抗血管生成理论初提时遭普遍质疑。”曹义海教授深耕血管生成领域三十余年，他以其标志性的“饿死肿瘤”理论为切入点，剖析了肿瘤治疗的复杂性和未来突破的方向。

肿瘤细胞依赖葡萄糖代谢获取能量，干扰葡萄糖代谢途径或抑制新生血管，理论上可抑制肿瘤生长。然而，实际应用困难重重。抑制葡萄糖代谢药物因涉及正常组织脏器，易产生毒性；抗血管药物主要作用于新生血管形成过程，对已建立的成熟血管作用有限，且肿瘤可通过激活脂代谢等其他途径获取能量。这表明肿瘤代谢机制极为复杂，需多方面干预，单一手段难以实现“饿死肿瘤”。

曹义海教授指出，现有抗血管生成和抗肿瘤代谢性药物虽经大型临床试验验证有效，但临床受益率仍有提升空间。未来，联合用药将成主流趋势，双靶点、多靶点药物研发前景广阔。同时，他特别强调非共识创新的价值。这类看似“不可思议”、高风险的研究，恰恰最有可能带来从0到1的突破，为应对肿瘤复杂性提供全新武器库。而孕育此类创新的土壤，正是深入的基础研究。中国应借鉴经验，强化基础研究，深入探究疾病机制，为原始创新筑牢根基。只有深入理解肿瘤发病机制，才能发现更多药物靶点，开发出更有效的治疗药物。

在肿瘤预防方面，曹义海教授分享了欧美国家经验。欧美在预防肿瘤发生（如关注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和早期检测干预方面成效显著，通过完善措施，如对有家族遗传史人群的跟踪筛查、特定高发区域人群的早期检测等，降低肿瘤发生率。中国肿瘤发病结构与欧美不同，消化道相关肿瘤，如食管癌、胃癌、肝癌高发，这提示中国应结合自身特点，借鉴欧美经验，制定适合国情的肿瘤预防策略，加强早期筛查与干预，从源头上降低肿瘤负担。

多学科协同是提升疗效的关键路径

如果说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那么多学科协同（MDT） 则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获益的关键桥梁。于金明教授着重强调了肿瘤首诊首治规范化的重要性。“肿瘤和其他的疾病不同，它是一个异质性强、更复杂的一类疾病，首诊失误几乎无法补救。”他今年两会提出的核心建议正是推进肿瘤诊疗规范化建设，细化并标准化肿瘤多学科会诊（MDT）操作流程。MDT模式能集合外科、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等多学科优势，为患者第一时间制定科学、规范、最佳的治疗方案，是提升治愈率的关键所在，为患者的康复带来更大希望。

在精准治疗领域，于金明教授介绍了放疗前沿进展，特别是质子治疗技术。该技术凭借独特的“布拉格峰”物理特性，能将最高剂量精准投射至肿瘤靶区，同时最大限度保护周围正常敏感组织，在脑瘤、头颈部肿瘤、儿童肿瘤、胸部肿瘤及盆腔肿瘤等治疗中优势显著。然而，于金明教授也客观指出，质子治疗技术成本高昂，且“并非包治百病”，医生需科学区分适应证，精准选择真正能从中获益的患者群体进行规范治疗。质子治疗是传统放疗“更好的替代或补充”，而非唯一选择。这一观点与曹义海教授关于肿瘤复杂性、单一疗法局限性的论述相呼应，共同指向了未来治疗需要更精准的个体化策略和多手段联合。

产学研融合驱动未来发展

麻省总医院（MGH）布莱根医疗系统首席学术官保罗·安德森（Paul J.Anderson）教授介绍，作为一所研究型医疗机构，医院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研究融入诊疗”，每个肿瘤患者都参与临床研究协议，致力于为患者开发下一代药物。

在研究资源分配上，约1/3为基础科学研究，2/3为与患者直接相关的临床研究或临床试验。然而，管理这样的大型医学研究机构也会面临资金不稳定的挑战。机构通过慈善捐赠、临床研究收益等方式应对。其研究收入来源多样，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约占总研究收入的1/2）、基金会（约20%）、行业赞助研究协议（约15%）以及慈善捐赠和成果的特许权使用费等（约15%）。

面对全球医疗医药行业融资和投资的挑战，安德森教授认为很多挑战具有共性，中国的肿瘤诊治机构也可以尝试将研究融入日常诊疗工作，让临床工作产生更多价值。

同时担任先声药业科学顾问的安德森表示，中国制药公司在肿瘤治疗领域角色正发生变化，很多大型制药公司和学术机构合作，正越来越具创新性，在某些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其创新成果有望传播至全球。

肿瘤治疗领域的发展需基础研究、临床实践与产业转化深度融合。强化基础研究、鼓励非共识创新、规范临床诊疗、合理应用精准技术是重要方向。未来，借鉴国际国内先进经验，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各方共同努力，有望推动肿瘤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惠及广大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