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Brandeis大学退休教授Jeffrey Hall教授因阐明生物钟的工作机理，与Michael Young教授和Michael Roshbash教授分享了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Jeffrey Hall教授早在十年前因为经费短缺而被迫关闭实验室，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科学事业，蜗居在缅因州乡下的老家。

一流的科学家默默无闻、科研经费窘迫，“学术明星”不做科研却有大把经费，这可谓是科学界的“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现象的真实写照。Jeffrey Hall教授抱怨道，那些“学术明星”不断地获取政府和私人资助的大量科研经费，甚至成为Nature、Cell、Science等世界顶级期刊的宠儿，频频发表并不那么好的论文。Jeffrey Hall教授进一步批评“学术明星”雇佣大量劳力从事科研工作，却不能给予实质性的研究指导。而那些真正在第一线做研究的科研人员，则面临巨大压力，需要不断为老板提供吸引眼球的研究成果以在顶级期刊发表。

一个新晋诺奖得主却以“失败者”的身份对“学术明星”吐槽，颇感讽刺。这些手握重金的“学术明星”，其目标往往不在科研上，而是社会或政治利益。而真正的科研人员，却苦于拿不到项目和科研经费，只能参与别人的项目，替别人打工。看来，这种不合理的科研经费分配制度和畸形的科学功利主义观念，是国内外科学界共有的弊病，急需我们重视和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就是将经费资助的重心转向一线科研人员，让钱真正花到科研上，最终焕发出科研人员的无穷创新潜力。

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莱恩·施密特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国真想获得诺贝尔奖，最好的办法是资助优秀的年轻科研人员，并给他们从事自己项目的机会，而不是功利地将更多资源和资金都塞给功成名就的“屠呦呦”们，而是要给“下一代屠呦呦”更大的舞台。

幸运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为解决科研人员的“痛点”，增强获得感，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出台了一系列“松绑+激励”政策。比如加大科研经费下拨额度，2015年我国高校的科研经费高达998.6亿元；下放科研项目预算调剂权，年度剩余资金可结转下年使用；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提高对科研人员的绩效激励；提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这些举措极大地解放了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明显提高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

一直关注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认为：“只有打破制度环境的约束，靠制度供给激发科技创新潜力，让科研经费真正成为创新的‘助推器’，我国才能真正走上创新国家的道路。”当然，要消灭科研经费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并非朝夕之功，还需要借助于制度完善、舆论监督和国家扶持等多种方式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