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报：发展至今，多学科协作抗感染方面取得了哪些关键突破？

邱海波教授：原卫生部曾于2010年开展全国抗菌药物专项整治行动。推动了我国多学科协作抗感染体系的跨越式发展，如（1）形成了全链条管理体系：从预防预警到规范治疗的无缝衔接。外科无菌手术预防性用药规范率大幅提升；重症感染微生物送检率从不足30%跃升至80%~90%，为精准治疗奠定基础。（2）管理模式与机制革新：突破以往由单一科室主导的局限，建立了“行政主管部门引领-医院多学科协作（感控、药学、临床）-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国家/区域能力培训”的综合体系。管理环节实现全程监控与质控。（3）监测网络建立与科研能力提高：建成覆盖全国的细菌真菌耐药监测网、抗菌药物应用监测网，中国学者在耐药机制与抗菌药物研究领域国际顶刊发文量增加，跻身世界前列。 

医师报：展望未来 10 年，多学科协作抗感染的难题会出现在哪些方面？

邱海波教授：未来10年，多学科协作抗感染需聚焦三大难题。一是破解耐药菌困局：耐药菌仍是核心挑战，新药研发速度远滞后于耐药性增长。破局需双管齐下：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加速新药研发，另一方面探索传统药物的创新治疗策略，如通过噬菌体导向纳米颗粒等递送技术提升传统抗菌药物在感染局部的浓度。二是构建“防治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梯队：构建融合“被动治疗”与“主动预防”能力的人才梯队。未来抗感染人才需兼具临床诊疗、感控预警、疫苗研发及基层防控知识，打破学科壁垒，组建复合型团队。三是数据共享与AI赋能：打破医疗机构、公卫体系、微生物及药学数据间的“孤岛”，建立高质量、可联动融合的数据库。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新发传染病、感染重症化及新耐药菌的早期预警，并助力新药研发。

医师报：重症医学领域在制定抗感染决策方面有哪些独特的挑战？

邱海波教授：耐药菌感染对重症患者有着特殊的威胁：（1）治疗难度倍增：器官功能损害及基础疾病使耐药菌感染病死率显著增高。（2）选药范围极窄。器官功能障碍极大限制药物选择，对高效且安全的抗菌药物需求迫切。（3）药代动力学/药效学异常：分布容积改变等因素导致常规剂量下血药浓度达标率低，须依赖治疗药物监测（TDM）进行个体化调整。（4）清除率低与传播风险高：耐药菌在重症患者体内清除困难，易成为复发感染源及耐药菌传播载体。

医师报：您如何评价治疗药物监测（TDM）在抗感染个体化治疗的价值？

邱海波教授：对重症感染患者进行抗菌药物血药浓度监测（TDM）是保证治疗疗效的关键措施。重症患者存在分布容积扩大，需增加药物剂量；肝肾功能异常，需减少药量等问题。TDM是实现个体化给药、确保有效血药浓度的关键手段。其次窄治疗指数药物的定义对一般感染和重症感染也不同，就一般感染患者而言，窄治疗指数药物如糖肽类、三唑类抗真菌药需进行TDM监测。但对重症患者而言，使用碳青霉烯类甚至头孢类药物时，如果遇到血药浓度不达标、疗效欠佳，也需考虑进行TDM。

众所周知，TDM监测的是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但感染灶也会位于肺部、腹腔、颅内等非血流部位，血药浓度难以直接反映靶部位药物分布。再深入探讨组织浓度，比如肺组织浓度不但要看上皮衬液，也要考虑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浓度。我们需突破技术局限，探索非血流感染的器官导向性TDM策略，未来，TDM或将从血液监测走向器官监测、免疫细胞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