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非小细胞肺癌指南进行了更新，在手术治疗方式上，胸腔镜的定位从“可行的选择之一”变更为“只要不违反肿瘤治疗标准和切除原则，强烈推荐施行”。此次更新是近年来多项高质量临床研究结果促成的，而其中一项正是来自于何建行教授团队。

2013年，何教授在《欧洲心胸外科杂志》发表的一项分析证实了胸腔镜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不亚于传统开胸手术，甚至有一定的生存优势，这是当时全球最大样本量的研究证据。然而从胸腔镜手术引入中国，到推行、获得临床认可、得到过硬的循证医学证据，最后推动全球指南更新，何教授足足花了20年时间。

谈及这20年所遇到的困难，何教授表示，尽管胸腔镜能够明显减少手术创伤，但在严谨的医学界，推行新技术总是少不了质疑甚至“打压”。“但只要能够给患者带来切实益处的，都值得尝试”。其实何教授最想打消的质疑是：腔镜微创手术能否和开胸一样将病灶完整切除？

于是，何教授开始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技术缺陷、推进腔镜手术高度，如将腔镜技术由原来外周型发展到中央型肺癌的根治性切除；并在多项高难度手术取得突破，包括全腔镜下的全隆突切除重建、高难度气道肿物切除、双袖切等；更每年开办多期技术培训班，不断向全国同行推广。经过多年不断的努力，胸腔镜治疗肺癌逐渐被临床广泛认可。最终，何教授将中国多年来的经验总结为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解决了业内的疑虑。

同时，何教授也在推行早期肺癌亚肺叶切除、非插管麻醉及术后不置引流管等技术，使“微创”概念进一步延伸。他表示，“作为医生，一切努力都是希望患者治疗效果更好，而来自治疗本身的痛苦最少。”胸腔镜的应用体现了何教授的一贯理念：医疗就应该达到精准和个体化。

“精准医疗”不仅体现在外科手术本身，何教授很早就将目光投至整个治疗过程。肺癌患者的术后辅助化疗一直存在很大争议，问题在于无法准确判断患者的复发风险。于是何教授与加州大学合作建立并验证了一个能够预测复发风险的基因芯片，为患者选择辅助化疗提供了依据，这个系列研究结果在2012年发表在医学顶尖期刊《柳叶刀》及《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临床上，肿瘤患者其实最关心的问题恐怕就是“还能活多久”，而最常用的生存概率预测工具TNM分期的准确性仍有待提高。2015年何教授团队在美国《临床肿瘤学杂志》发表了一个准确且广泛适用的术后生存预测模型。这篇文章从投稿到发表，前后经过了1年多共6次的反复修改；研究最初时建模的方法还是第一作者梁文华博士和统计专业的“外援”通力合作反复琢磨出来的。但何教授说，“研究者最重要的素质是具有远见，并不断坚持，在取得认可后仍常思改进”。

2014年，何教授团队在肺癌治疗领域的一系列成果获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但这些工作只是何教授不同领域研究的一个分支。2015年，怀着精准、个体化治疗的理念，何教授团队还会继续在推动医疗进步的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