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一位美国学者在国内某知名医学院讲学过程中，给中国的医学博士生们提出一个问题：“从医学角度请回答，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答曰：“细胞”。美国学者紧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从医学角度请回答，狗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又不约而同地回答：“细胞”。安静了片刻后，课堂里一片笑声。

这就是中国医学教育基于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生们。在医科大学里，我们用培养科学家的方式培养医学生，从高数、物理到解剖、组织培养；在医院里，我们又用考核科学家的指标考核医生，从英文水平到SCI论文的发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些年医生所掌握的知识比以前的老大夫们多出不少，可以选择的技术手段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医患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却越来越少，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生越来越感受不到职业的幸福感和认同感。

如果问我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医学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在整个人类演化进程中甚至可以忽略不记，而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中国患者发生最大的改变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

如果用“细胞”代表人的生物属性，那么“权利”便可以代表人的社会属性。这就是美国学者发问的真实动机，他在用一个简短的问答证明中国医学教育的最大问题所在。他也在预言，基于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无论如何早起晚睡，也无法满足权利意识复苏的全新患者的需求，我们的医生会倍感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