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医疗模式完美诠释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似乎只有疾病才是患者出现在医生面前的唯一理由。报告自己的症状，要求进行相关检查可能成为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唯一话题。对癌症患者及时恰当的心理社会干预就像一座桥梁，使广大的肿瘤临床医生及肿瘤患者得以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真正进入到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使我们“对于疾病的必要治疗不仅在于医学，还应包括患者本身”的理念得以实现。

为什么要为癌症患者提供心理社会干预？心理社会干预除了能够改善患者及其家庭的心理痛苦外，对医疗卫生系统及管理者和广大一线临床医务工作者而言有何益处？由Dr.Maggie Watson和Dr.Barry Bultz编写的课程“心理社会干预：为癌症患者提供支持的证据和方法”从两大块共四个部分对上述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

心理社会干预的证据

没有任何证据能比得上患者亲身经历的癌症经验更具说服力。他们要经受躯体上的挑战，如恶心和呕吐、疲劳与疼痛、体重减轻、外表发生改变，财政负担、丧失收入、担心成为家人的负担，以及治疗和进一步诊断所带来的日常生活中断。还要经受一系列的心理痛苦，抑郁、焦虑、恐惧、社交孤立和灵性危机等情绪体验在癌症患者的疾病历程中如影相随。讲者通过不同医疗中心对近万例的患者访谈中发现，大部分患者均存在高水平的心理痛苦。作为一名乳腺癌患者的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说到癌症诊断同义于死亡，疼痛和折磨。

心理社会干预的方法

讲者强调了在患者的癌症经验中，有很多时间点容易出现应激，容易出现高水平心理痛苦和高水平焦虑，这些经验还包括陪伴患者的家庭成员。每个时间点的心理痛苦表现不尽相同却都十分强烈。如何为癌症患者提供及时、恰当、具有针对性和适应性的心理社会干预，对医务工作者而言，一些较为常见和被评估的个体治疗方法就变得很重要了。这些方法包括支持性表达、焦点解决、静观、叙事和认知行为治疗。讲者强调，只有经过恰当培训的专业人士及时提供恰当的干预，才能帮助患者缓解心理痛苦并获得更好的适应。

对癌症患者的心理社会干预离不开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支持，从管理层到临床一线，从医院到相关医疗教育及科研机构，需要更多的参与者加入。讲者分别指出了提供心理社会干预的收益及成本，以及未提供此项工作的损失及成本抵消，并指出阻挡心理社会项目在癌症中心发展和推行可能存在的障碍。这些障碍正逐渐减少或消失，正如前面提及，一种文化和理念的转变正在发生。

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那就改善生命的宽度，改善患者及其家庭的痛苦。这也将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进一步减少医患矛盾与冲突。因为“没有得到支持的癌症患者更倾向于激进的采用更为实验性的治疗来获得治愈或延长生命的可能”。对癌症患者的心理社会干预充满了医学人文精神，医学不仅仅是装在瓶子里的药，正如CPOS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唐丽丽教授所引：“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让大爱在医学中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