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犯罪的风险大小和成本高低，实际上也找不出一个统一评判标准。在刑罚领域，医疗行业和医务人员犯罪风险成本与其他领域行业从业人员犯罪的风险、成本，几乎没有区别。在民事领域，各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义务并不相同，但诸如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医师的注意义务均属于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从这个角度而言，起码医师的违法风险、成本不低于其他领域、行业从业人员；在行政领域，如果按照内部行政管理领域和外部行政管理领域进行划分，起码在外部行政领域范畴内，规制行政主体管理权限、程序相关行政法律、法规，适用于所有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第三方或利益相关人，从法律制度层面而言，医疗行业、医务人员在行政领域的违法风险、成本高低与其他领域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同样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某一主体或某一行业的内部行政管理领域，我们认为借鉴意义大于比较意义，事实上，不同行业、不同主体之间确实很难纳入同一框架内进行统一比较分析。

至于“医疗行业或医务人员违法犯罪对整个社会危害性要大于其他领域行业”的说法，在逻辑上更是不成立。因为，我们无法评判，是三鹿奶粉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大一些，还是奥美定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大一些？是疲劳驾驶致人残疾或死亡对个人或家庭的伤害大一些，还是医务人员因过错诊疗行为的实施造成患者残疾或死亡，且具有因果关系对个人或家庭的伤害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