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2016海峡两岸肝癌与健康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亚洲“换肝之父”、台湾高雄长庚医院陈肇隆荣誉院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教授担任主讲，通过专业讨论与交流，建立两岸健康议题合作典范。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郭燕红副局长、北京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于鲁明局长、清华大学姜胜耀副校长等莅临参会。

于鲁明表示，全球50%以上新发、死亡肝癌发生在中国，肝移植的发展对我国终末期肝病、肝癌患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肝移植达24025例，术后受者生存率达世界领先水平。

郭燕红介绍，我们立足国情特点建立了以红十字会为第三方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截至2016年10月31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295例，平均每天有10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手术10469例；肝移植2883例，2549例来自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目前我国肝移植在保证优质服务的基础上，费用是美国的1/10。

活体肝移植治疗肝癌台湾经验

陈肇隆院长行医四十年来，缔造了多项世界肝脏移植纪录，并在亲体肝脏移植维持全球最高存活率之一。会上，他总结了不同人生阶段自己的工作重心，带来了亲体移植的台湾经验，并以植树传递人生真谛：“植树最好的时机是20年前，第二好的时机是今天。”

陈教授介绍，活体肝移植在亚洲地区开展较多，台湾2015年活体肝移植达20/百万人以上。据2016年保健署公布，台湾长庚医院2003-2014年肝移植受者3年存活率达91%。成人肝移植中，乙肝（有/无合并肝癌）最多，其次是丙肝（有/无合并肝癌），移植前后对原发病的治疗有助于提高移植受者存活率，减少复发。此外，对于超过米兰标准的肝癌，降期治疗至符合肝移植标准，提高移植术后生存率。高雄长庚医院近1200例活体肝移植中，肝癌和非肝癌患者移植术后生存率无显著差异。甲胎蛋白与肝癌肝移植后肝癌复发相关，据高雄长庚医院经验，甲胎蛋白越高移植后肝癌复发率越高，甲胎蛋白＞200，复发率达35%。FDG阳性，复发率达31.3%，因此，FDG阳性，SUV＞5，TNR＞2的患者移植前需灭活，让肝癌完全坏死。

救援性肝移植指先行肝切除，若肝癌复发或肝功能恶化再移植。但由于肝切除后复发率高，复发后22%已超出米兰标准，可移植率低。目前长庚医院经前期筛选和治疗处理已成功开展一些巨大肝癌的救援性、序贯性活体肝移植。

我国活体肝移植需政府和医疗机构共同推动

董家鸿院长介绍，肝移植是终末期肝胆疾病有效可行的治疗手段，亲体供肝已成为亚洲肝移植的主要来源。与全肝移植相比，亲体肝移植手术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高，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亲体肝移植开展较晚，目前能开展亲体肝移植的机构尚不多。但作为供肝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和医疗机构应重视活体肝移植，在政策和资源上给予支持。

董教授与其团队自1999年成功完成第一肝移植手术以来，先后已完成各类肝脏移植手术1000多例，培养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两支卓越的肝移植团队。迄今肝移植后健康生存10年以上的受者有103位，其中2例移植后生存了17年。

董教授团队以精准肝脏外科范式与技术系统优化肝脏移植技术，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在肝移植胆道重建技术与胆道并发症处理上形成独特技术优势，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此外开展了国际首例以外伤肝脏为供肝的活体肝移植，率先应用体外肝切除和自体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包虫病；国内首例活体双供肝移植，国内首例紧急辅助活体肝脏移植治疗爆发性肝衰竭。清华长庚医院肝移植团队是董院长带领的第三支肝移植团队，外科骨干来自前两个团队，并从其他移植中心引进了肝移植麻醉和重症监护专家。

中国器官移植与获取方向

确保移植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

拟定基本收费标准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叶啟发教授回顾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截至2014年世界范围器官捐献总数排名，中国大陆地区排名第三；与2015年1~7月相比，2016年同期有20个省器官捐献数量增长。

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OPO联盟）于2014年3月成立，2014年12月3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会上，黄洁夫教授宣布2015年1月1日开始停用司法途径供体。

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COPO）的职责已做了相应的深化，包括降低受者移植风险，确保移植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对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所必需的成本进行核算，并根据物价升涨指数，拟定原则性、指导性费用收取基本标准等。

叶教授介绍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器官获取数据，结果显示，器官捐献成功率约13%，捐献成功的327例中，DBD 70例，DCD 85例、DBCD 172例；肝移植使用率88.38%（289/327），肾移植使用率88.69%（580/654），仍有11%左右的成功捐献器官弃用。

叶教授的报告展示了我国在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

新闻速递

脂肪肝成50岁以下人群肝移植首要原因

2016年美国胃肠病学会（ACG）年会上一项研究显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超越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成为50岁以下人群等待肝移植的首要肝病原因。（ Healio网站）

研究纳入2002-2015年器官共享联合网数据库的成人数据。数据显示，2002-2014年，等待肝移植患者的肝脏病因中，NASH和隐源性肝硬化增加124%，而HCV病因减少78%； 18~34岁成人中，NASH和隐源性肝硬化肝脏疾病病因的数量保持不变；35~49岁成人中，相同病因患者数量增加；2015年，NASH和隐源性肝硬化超越HCV成为35~49岁成人肝移植的主要肝脏疾病原因（194 与148）。50岁以上成人群体中也观察到这一趋势。研究者称，可用数据截至2015年8月，将等待剩下数据进一步分析。

研究者表示，近年来，北美NAFLD的发病率持续上升，并成为儿童慢性肝脏疾病最常见病因。若儿童和青年NAFLD呈进展性，则50岁发生NAFLD相关终末期肝病需肝移植的数量将增加。该研究结果支持针对高危儿童人群筛查NAFLD，以防进展为终末期肝病。

关注年轻慢性肝病和肝移植患者心理影响

相较于一般人群，罹患慢性疾病的年轻个体心理疾病发病率较高。英国一项研究显示，罹患肝脏疾病并接受肝移植手术的年轻个体或存在高度抑郁与焦虑困扰。（Liver Transpl.2016,22:1544）

研究纳入182例患者，基于肝脏病因分为：自身免疫性肝病（硬化性胆管炎69例），接受肝移植术（51例）或其他肝脏疾病患者（67例）。

结果显示，约18%的个体焦虑或抑郁筛查阳性，显著高于一般青少年人群的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其中，年龄与焦虑呈显著相关，年龄越大，焦虑越严重；年龄与抑郁严重程度无关。三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无显著差异，但相较于接受肝移植术或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个体，患其他慢性肝脏疾病的年轻个体心理痛苦程度倾向较高，且该类人群的自杀率也较高。6个经常报告造成困扰的原因为：疲劳、睡眠困难、经济问题、工作/学习问题、焦虑和低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