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1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到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以药补医”的补偿机制有望成为历史，“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明确的数字、量化的目标，希望能带来掷地有声的结果。

取消以药补医，关键在于制度。如果制度的制定能够贯彻尊重生命与医生劳动价值的理念，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药分离，也是医药利益分离的核心所在！

日本在二战之后也曾实行“以药补医”，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本持续大幅提高医生诊金，使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药品销售变成了医术体现。不过，日本将99%的人口纳入国民健康保险，他们也号称保险覆盖率世界第一。个人只需承担30%的费用，诊疗费相当便宜，药费更是便宜很多，因此，关键还是在于医疗保障。

对比之下，中国试图破除以药补医却不是在整个制度的有效安排下进行，而是游击战、堡垒战。单单药品的管理就五花八门，药房托管、药占比、二次议价等等，其思维基础一直都是“以药补医”。

要彻底使医疗费用明显下降，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按照医改新方案提出的，政府负责公立医院的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以及科研经费、退休人员的费用等。没有了15%的药品加成，政府补偿若跟不上，医院也只能各显神通。因此，如果政府投入能够切实落实到位，那么患者支付的费用便可相应减少。

政府每年在医保上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如一些疾病在门诊不能报销，只有住院才能报销。所以无论患者还是医生，有时都会选择住院，从而加大医保费用的支出，造成浪费。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

取消以药补医，需要各项改革同时进行，如支付制度、薪酬制度、补偿机制等，否则取消以药补医只能是一句空话。取消以药补医的协同推进不仅需要落实到各级政府，更需落实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