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是当代最突出的特色，医学和医学职业当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医患的关系纽带是同情心与信任？

2002年发表的《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中明确指出：市场力量和政治力量、法律力量成为现代社会中挑战医学职业的三大主要因素，它们使得医师们越来越难以承担他们对患者和社会所肩负的责任。为此该宣言重申医学职业精神即“将患者的利益置于医师的利益之上”的核心行为准则，强调利他主义的职业本质。目前在重建医患信任方面之所以基本毫无建树，关键就在于对医学职业的利他主义理解存在着些不能跨越的障碍。

真正的医生与真正的医道并不是文字方面的噱头，它蕴含了医学作为一项职业的必然之路。在基督教时代，拥有医学知识的基督徒为患者提供了更无私的帮助，奠定了现代医院的雏形，并使医学职业携带了利他主义的基因。同时，医学行业中的卓越者始终也没有停止引导行业发展的工作。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规范的控制和道德标准的形成，既不能靠科学家的研究来确立，也不能靠政治家来确定；这必定是与之有关的群体的任务。”行业自治和医学教育从医生的正直和能力两方面确保了医生的高标准，最终也使得医生成为具有高声望的职业，并为从业者带来了稳定的高收入甚至特别的权威，医患关系的纽带是充满同情心的医生和对医生充满信任的患者。

医学界要思考做何种“父母”

相较而言，中国医学职业发展缺少许多形成上述理想医患关系的基础和许多条件。在以中医学为主导的职业发展过程中，伟大的医生并没有成为引导者，也没有行业自治的过程，医患关系是微妙的、不明确的甚至主要是一种很私人化的关系。

西医学进入中国后，以其显著的医疗效果得到中国社会的接受，但其治疗对象是没有信仰的患者，也埋下了许多隐患。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只是接受了西方医学的技术，却没有认识到与其相伴相生、配套发展的精神内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西医学职业的发展至少是跛足前行。

中、西医学职业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和遭际，可以用一个可能不甚恰当的比喻，医学职业就是那些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医生们生育和教导的一个个孩子，它的成长与成就和父母的教育和教养有非常大的关系。中国医学界现在最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明智的父母”与“溺爱的父母”在判别孩子好坏时的衡量标准是很不一样的，目前的中国医学界最需要思考和抉择的是做何种“父母”，培养什么样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