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指挥需要加强 预案缺少演练  灾难发生后，如果患者在短时间内被蜂拥送至某个医院，医院接收不了，伤员反应强烈。这类伤员病情不严重，但不能不救治。因此需要对患者进行分流。此外，对社会力量和救护车的组织缺乏综合指挥。虽然已有预案，但缺少平时演练。

医院ICU救治能力不透明 重症患者抢救需要重症医学的主导，但在这方面，各家医院的力量并不相同。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美国等地对每家医院的救治能力、床位等情况会作出评估统计，但内地尚未能做到如此明了。

医生数量不足  培训需加强  医生日常都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突发卫生公共事件时，更突显人手不足。这次天津爆炸救援中，泰达医院一名主任医师一周未能回家，不是不想回而是真的走不开。在西方国家，医院要求ICU的床位使用率不能超过70%或75%，ICU一定要有床位和人力资源的储备。 此外，针对ICU医护人员，应有一个理论和技能的系统培训。现在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中华医学会所做的专科医师培训是对ICU专科医生的技能培训，仍缺乏以重症医学为主导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考核。

患者是否应该享有救治豁免权  在昆山爆炸抢救中，我们花费巨资救治伤员，但手术后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是很好。少数患者甚至处于脑死亡状态，家属不能接受。

“在西方国家，特大面积深度烧伤，会给予常规性治疗。严重烧伤的患者可能要截肢，皮肤难以恢复，生活质量极低，不能重回社会。因此，我们要尊重患者，如果生命真的已经无可挽回，医生要勇敢地告诉家属，不要再做过多的医疗救治。这些救治有时反而是对患者的不尊重。这是整个医疗行业需要面对的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