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医文化，也就是医患关系形成与维持的习惯与过程，深刻地影响着医患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美就医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负责与问责

一位患者被诊断出前列腺肿瘤晚期。三年前单位组织的体检就已报告前列腺肿物并建议随诊，但随诊却没有进行。患者病情被耽搁，责任在谁？

医生诊断出一位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为他开了正压面罩通气。患者使用不当，驾车时睡意未减而出了车祸。这种情况下，医生可有麻烦？

这两种情况下，医生都已算是尽到了医疗责任。然而在美国，问责制度却会给医生招致大麻烦。前者，查出毛病的医生会因没有确保随诊被追究疏忽，导致巨额赔偿。而在后者，医生没有将患者可能发生睡眠驾驶的情况汇报给有关部门，以考虑暂停驾照，追究起来医生有执照被吊销的风险。

勿庸置疑，问责，比起负责，对医生的要求要高很多，也使得医患关系更加牢固。

问责是一种社会机制，并不限于医疗服务。例如，美国所有的热饮销售都会提供纸杯套，上面写明，“本饮料烫手”。表面上很人性化的一个举措，却是因为麦当劳曾发生被烫手顾客问责诉讼索赔的先例。在中国，小娃娃烫了手父母大概都会责备不小心。在美国，医生遇到烫伤严重的患儿，除了处理，还应该通知社工过问患儿家里有无疏忽甚至虐待的可疑证据。问责机制督促着所有公民的责任心。

看病与看医生

美国人把找大夫叫做“看医生”。看医生的目的是“获得医疗照顾”。而中国人到医院是去看“病”，去接受治疗，医生是谁则从来被忽略。

“看医生”是去寻找可信赖的医务人员，并使信赖得以持续。这样就无须在有“病”的紧急情况下现找医生。紧急情况下建立的医患关系互信，势必也是紧急的。信任，是美国正常医患关系中最重要的成分。

美国人倘若落到不熟悉的医院，会习惯地要求新医生和“我的医生”联系。据此，中国人以为美国人人都有私人医生。“私人医生”是了解患者（病情与其他）的医生，是患者所信任的、拥有医学知识、会站在自己一边的熟人。即使需要专科转诊，受理的专家医生除了要对患者本人负责，还必须对患者的“私人医生”负责。

美国人看医生所怀的期盼是得到医疗照顾，医生向患者承诺的同样也是医疗照顾。照顾不同于治疗，没有保证治愈。但照顾却要比治疗全面得多，现实得多，人性化得多。因为医学面对的是生命。即使医学发展到今天，仍然几乎没有一个疾病可经特定治疗使患者立刻痊愈。

“我的医生”与“我的患者”

中国人习惯于有了病再去看病。可惜，所谓有了“病”，多半表示的是早已罹患的病情开始出现症状，造成伤害。虽然许多单位开始给职工做年度体检，一个体检表上却能有10个以上医生的签字，单位和体检医生都不会对体检结果与后果负责。而且，即使总去同一家医院，每次见到的医生多半不是同一个人。即使见到同一个医生，医生或患者双方大概都难以生出“我的医生”，或“我的患者”的感觉。 中国医疗体制和文化传统里“私人医生”的概念只适用于特权，缺乏让大众可以把自己健康托付给信任熟人的机制。这样的不固定的医患关系几乎无法形成问责。

试想，当自己或自己关爱的人病情严重，凑足巨额费用，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来到非常生疏的大城市拥挤繁忙的大医院，希望遇到一位自己从未有过一点了解的医生略施神功而手到病除。其中，精神、体力、时间、财物各方面的投入，孤立无援与被呼来使去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所含的偶然因素几近于赌博。不幸的是，原本已近脆弱不堪的患者必须压出去的宝是生命和倾囊所有。一旦输了，剩下的很难不是困境和绝望。

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并非仅见于医务界。但信任缺失，体现在医患关系之中，体现在就医求医过程之中，风险更高，后果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