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从陈主任遇害事件而言，法律已经无能为力，法律对凶手根本无法惩戒。所以，行凶者的纵身一跳，告诉我们“医闹入刑”这类震慑之法是不可能杜绝所有伤医、杀医悲剧的。

回想温岭杀医血案，中央电视台的董倩在《面对面》节目中专门对行凶者做了一期专访。我至今还记得行凶者连恩青在镜头前“谈笑风生”的表情，他的表情似乎告诉我们，你们拿我有什么办法，我已经连死都不怕了，你们快行刑吧，那对我恰恰是一种解脱…

把犯罪和犯罪者作为整体进行分析综合研究，探索犯罪发生的原因及其规律，称为犯罪原因学，也就是狭义的犯罪学。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是为了有效地处理和预防犯罪，从而又须寻求相应而有效的犯罪对策，以此为目的进行研究的称为刑事政策学。我们真的应该透过一起起残忍的伤医、杀医血案，去分析行凶者的动机和原因，这才有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几乎每起血案的动机都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随着时间在我们的记忆中淡去，我们唯一能够记得的是一场场悲剧的谢幕。记得西方医学哲人曾将医学的本质概括为“问题”。所谓“问题”就是患者并不一定存在理、病理的问题，当时他一定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这个“问题”往往不是药物和手术刀可以解决的，也许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也许是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医务人员认为患者“没事找事”、“难缠”，是因为我们还在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我们还没有按照全人医学的要求将“帮助患者”作为工作的目标。我曾经不止一次在文章中表达“20张床配一个保安，不如100张床配一个临床心理咨询师或医务社工”的观点，但是在一场场悲剧之后，又有多大改变呢？我们这个社会充斥着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医学界也是如此，所以钢盔、安检设施和保安似乎是最立竿见影的，殊不知“问题”不解决，悲剧就有可能会从医院内转移到医院外……

2016 年 Phillips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综述《美国暴力伤医的研究及解决方案》中指出，研究发现金属探测器的使用丝毫没有降低急诊的暴力事件发生，而更重要的是在接诊高峰时期医疗机构完善政策制度以提高接诊能力，减少拥挤和等待时间，减少员工换班对减少暴力事件更有意义。从生物医学模式变为“生理-心理-社会”的全人医学模式，已经喊了不止20年，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向发达国家学习，根本就没有吸取人家缓和医患冲突的经验，反而是拿着西方国家近些年的暴力防范指南在单方面地要加强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