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永刚接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伸来的橄榄枝那一刻，中国头痛诊疗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此后，中国首家以原发性头痛和相关继发性头痛为主要诊治和临床研究目标的专科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头痛科应运而生，王永刚担任科室主任，中国头痛规范化诊疗的新纪元也正式开启。
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王永刚发现的两件“怪事”说起。
两件“怪事”
早在2015 年， 还在神经内科的王永刚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前来就诊的头痛患者竟然占据一半数量。
当他试图寻找中国关于头痛病症的研究资料时，却遭遇了信息匮乏的窘境。而根据国际研究，神经系统疾病中偏头痛是15~49 岁女性人群的首要致残原因，将致残与致死因素合并考虑，其影响仅次于妇科肿瘤。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疾病负担的研究显示，偏头痛在全球50岁以下女性中位居所有疾病负担的前三位。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类控制不好的偏头痛，归为与四肢截瘫、严重痴呆、精神分裂症等有着相似的致残性。王永刚援的数据进一步揭示，偏头痛的全球患病率约为15％，据此推算，中国大约有两亿患者深受其扰。
然而这一庞大患者群体却面临着专业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王永刚发现的另一项令人费解的现状是：尽管曲普坦这类药物用于治疗头
痛已有34 年历史，许多中国神经内科医生却从未开出过相关处方，患者只能自行购买和使用。
更严峻的事实是，多数患者在接受一系列医学检查后，仍旧无法获得明确诊断，更难以接受到恰当的急性和预防性药物治疗，这直接导致了慢性头痛患者数量激增。同时，在既往医学实践中，头痛常与疼痛被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完全不同。王永刚解释道，疼痛通常由外周组织损伤引起，进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敏感化；头痛则是中枢神经系统发作性功能障碍的表现，并可能发展成慢性疾病。
一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在2021 年之前，中国神经内科鲜有专门看头痛的医生，患者求医无门，临床诊断率只有不到15%。挖掘其背后原因，王永刚指出，这是因为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头痛专业教育体系缺失，从而导致头痛诊疗医生的缺乏。
两位学者
同样注意到这一现象的，还有王拥军。
王拥军深知神经系统疾病负担中，脑血管病居首位，其次为头痛。他也意识到全国范围内缺乏专门从事头痛诊疗的医生。之后，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年轻有为、正高博导级别的专家以扛起头痛诊疗大旗。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永刚映入了王拥军的视野，两位学者在头痛领域的愿景高度契合。于是， 在2019 年9 月1 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头痛科正式成立，三个月后的12 月1 日， 头痛病房迎来首批患者。依托医院神经病学中心的强大资源，头痛科整合多种医疗资源，致力于头痛疾病相关的平台建设、诊疗技术推广及科研工作；同时从头痛疾病整体角度出发，不断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目前，该科室的门诊服务包括普通门诊、专家门诊、特需门诊、会诊门诊以及国际部门诊，收治全国各地的难治性头痛患者。尽管服务层次多样，但面对庞大的患者需求，仍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专业人员参与到头痛诊疗工作中。”王永刚说。
同时，头痛科与其他科室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头痛相关的临床研究，并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推动了头痛领域的发展。
对于王永刚领衔的头痛科，王拥军抱有更高期望：依托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力量，带领全国神经内科同仁，开展中国
头痛临床研究，为中国头痛患者提供本土化的证据、药物和治疗方案。
一个目标
2021 年成为头痛诊疗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中国医学界对头痛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
2021 年4 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成立头痛协作组，头痛协作组先后编写了《中国偏头痛诊断与治疗指南》《中国紧张型头痛诊断与治疗指南》和《中国丛集性头痛诊断与治疗指南》等权威指南，并发表在《中华神经科杂志》上。“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指南，能够挽救更多患者，使他们在就医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身体创伤，减轻头痛困扰。”王永刚还希望以此让医生们认识到，头痛是一种疾病，需要规范诊疗。
到了2023 年，在王永刚牵头下，中国卒中学会成立头痛分会，并借助中国卒中学会的影响力，启动了“头痛学苑——头痛规范化诊疗培训计划”。至今，该项目已在13 个省市开展了基层培训，为近4000 名神经内科医生提供系统头痛教育。“我们计划一年之内走遍全国大部分地区，培养约一万名具有头痛专业诊疗能力的医生。”王永刚指出，这些医生将在未来头痛诊疗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还只是王永刚的近期目标，远期目标同样清晰：从基础临床诊疗到发表研究成果，再到编写指南共识，致力于持续推进中国头痛临床诊疗质量改进。“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头痛患者无需离开县城或省市，就能接受到规范的头痛诊疗。
他同时呼吁，医生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实质性的医疗服务上，而非追求一些表面荣誉或称号。“医生们应该本着踏实勤勉的态度，致力于临床实践和学术研究。我们必须认识到，医学知识的掌握与应用需要通过亲身实践来不断深化。”
